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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识邵汉光先生

作者:党委宣传部     发布时间:2015-11-27     浏览

 

邵汉光,汉族,1930年6月生,浙江温州人,无党派人士,研究生毕业,教授。195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195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61年到北京电力学院任教,1981年被评为副教授,1987年被评为教授。1995年退休。曾任北京水利电力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华北电力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副主任,我国“国际电磁场技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理论电工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磁场理论及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并多次担任在我国召开的国际电磁场学术会议的指导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致力于“电工理论与新技术”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国内最早从事电磁场问题计算机方法研究的学者之一,国际著名“电磁场计算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上世纪70年代就成功地在国产晶体管计算机上用有限元法计算了电力设备的电磁场问题。将自适应理论、优化方法等引入电磁场计算中,使电磁场数值计算软件获得质的飞跃。将理论研究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解决了诸多电力设备中关键的电磁场问题,改进了设备的设计水平。发表论文60余篇,专著1部。代表性著作有《应用有限元和边界元结合方法计算电磁场问题》、《SF6断路器触头形状的自动优化设计》。多次成为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四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

雅识邵汉光先生

真正有能力从事专业业务的人,不要搞行政工作;中青年教师,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了,才能为国家多培养人才。

——邵汉光

也许所有认识邵汉光先生的人,都认为先生是儒雅的、内向的。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其实先生不仅非常聪明,同时还是个很幽默、很风趣的人。

先生从小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异。读高中二年级时,老师就让他批改高一学生的数学作业和考试卷。先生好奇心特别强,喜欢动手实验。学了化学后,先生就用烧杯、烧瓶和试管尝试着用动物脂肪做肥皂,成功制做了防火木材,还曾经用电解方法制取氢气、氧气。有一次,实验中燃烧的火苗陡然窜起,险些把家中的房子给点燃了。上了物理课后,回家就闷着头一阵鼓捣,把家中多年来未用的破烂收音机给修好了。但,先生一生最钟爱的还是数学。

乍看先生持重、深沉的模样,还真想象不出先生当年在浙江大学的大学时代,竟然是班里的宣传委员,还经常组织班里的同学们参加舞会。当然,先生自己的舞技就没时间练习了,跳舞时常会不小心踩到对方的脚。

1950年秋,杭州市大中学生欢迎苏联第一个文化代表团访问时,先生担任广场大合唱的“首席”指挥。

1952年,全国高校师生展开“思想改造爱国运动”,浙江大学党委要求各单位以多种形式进行教育活动。先生脑筋里点子就是多,别开生面地带着同学们,来到浙江省军区文工团,与部队演员们联欢和座谈,那有不少先生的高中同学。听他们谈知识分子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和体会。这次形式上新颖、年轻人相互间真诚的交流,使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文革时,学校的教学单位不叫系,很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地叫做“连队”。先生在“热自连队”。大家一起合唱“团结就是力量”时,有好事者知道根底,叫喊:“老邵指挥”。先生都没犹豫,潇洒地站起来就指挥,一招一式的很有激情,很多人看呆了,实在没想到年轻的先生还会这一手。

1953年,先生从浙大电机系毕业,凭着成绩的优秀和平时良好突出的表现,先生留校是没有问题的。可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却大大出乎先生的意料,他被分配到哈工大读研究生,直接跟着苏联专家学习。

离开杭州时,先生上门看望浙江大学代校长王国松教授,向他辞行。他是先生父亲在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大的前身)的同窗好友。王教授对先生语重心长地谈了如何做科学研究、如何写论文等等。王教授还举例说,一个同事,花了几年时间,得出一项研究成果。但是很多年前就有期刊刊登过这个结果。因为他漏查了文献,白白耗费了几年时间。

几十年过去了,先生一直深记着王国松教授的谆谆教诲。

当年,根据中苏两国间政府协议,苏联除接收少量的中国学生去苏联读副博士外,每年还派水平较高的专家学者到中国来培养研究生,使他们成为中国今后工程技术、高校和科学研究的骨干。

哈工大是新中国人才培养基地,先后来过四五十位苏联专家,每位专家平均带八位研究生。到哈工大读研的学生,被称作是“国内留学”。那时,国家每年只招收二百多名研究生,先生能被推荐去哈工大读研,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那年,全国各地发大水,不少地方铁路交通中断。

先生在八月上旬就开始从杭州出发,火车过长江只能在南京轮渡。一路上又被水患阻塞交通折腾,直到下旬才赶到哈尔滨。

现在从海口到湛江的火车,依然是用轮渡的方法。一节节车厢被慢慢推上轮船,长长的火车被分成几段。轮船靠岸,再一节节拉出来。这种方式在许多地方已经看不到了,若想找到一份童年的印记,也只有到这里来寻梦了。

如今,长江上矗立着无数的大桥。在舟山、宁波、上海、苏州、青岛等地还架起了壮观的跨海大桥。几十年间的变迁,几代人实现了建设祖国的梦想。今天恰好是建国64周年的国庆节。央视开始以“国庆记忆”讲述共和国走过的一个个国庆节的故事。从先生求学之路的艰难,引申到国家近些年的飞速发展,即便是跑题,也请允许我们非常快乐的有意为之。

从温暖、潮润的江南到东北,先生最不适应的就是气候了。

刚进十月,这里就开始下雪了,到来年“五一”游行时,还要穿着棉衣。而先生御寒的衣服,只有旧毛衣、毛裤和毛背心,连厚袜子、棉鞋都没有。先生那时每月只能靠29元的助学金生活、学习。每月还要按规定扣除16元伙食费,苏联专家规定研究生冬天必须吃蒜苗炒肉丝保证营养。剩下的钱根本无法再添置冬装,只好向家里求援。母亲急坏了,赶紧到处去筹措钱款和布票买来棉花和布,请裁缝做了一套厚厚的棉衣棉裤,还有一顶棉帽子。这才使得年轻的先生熬过了北国边城三个寒冷的冬天。

学校那时经常组织些文艺活动招待苏联专家。先生会弹月琴,自嘲说是可以凭此手艺“骗”饭吃。先生他们演出,是钢琴、二胡、月琴一起上,苏联专家都是西装、领带,打扮得很正式出席活动。先生去的原因,是因为每次活动快到12点时,就可以吃到食堂里吃不到的火腿肠、面包和奶酪。说起这事,这会的先生笑得真开心,我听着也觉得先生真聪明。

先生那时可以看到很优秀的俄语原声电影,读苏联画报,听苏联歌曲,参加舞会。最喜欢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最爱唱的是《莫斯科北京》。这种语言环境的熏陶,使先生的俄语口语进步很快。

苏联政府对在中国高校工作的专家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们除了要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外,要去机关企业答疑,还要举办具有前沿水准的科技报告会。

在哈工大带先生的苏联专家布利里,是个学术水平和个人修养都很好的俄罗斯人。1956年初,布利里要在北京饭店顶楼大厅举办学术报告会,苏联专家管理部门还要对参加这天报告会的四位专家做出考核、评分和存档。正巧先生和几位同学在北京收集论文资料,布利里就邀请先生他们一起参加报告会。

整整三年了,先生就这么一套棉衣过冬。没办法,先生只能穿着到处打着补丁的棉衣棉裤、戴着破得不像样子的棉帽子,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北京饭店。

会场门口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看着这副模样的先生,就是不让他进去,怎么解释也没用。快九点时,布利里急了,到门口来找先生时,才发现他被挡在门外,他赶紧跑到门外,拉着先生的手说:“欢迎你!”先生也用流利的俄语,礼貌地问候老师后解释:“我早就到了,可他们不让我进去。” 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布利里顿时瞪起双眼,用手指着那位工作人员的鼻子:“你想破坏伟大的中苏友谊吗?”把门的工作人员被批评的十分尴尬和难堪。

学术报告会使用俄语,没有翻译。报告会进行顺利,尤其是布利里的报告引起听众的热烈讨论和掌声。最后,苏联专家管理部门的考核、评分结果,布利里评价最高。

这件事,后来被京城的新闻媒体以《新社会不能以衣帽取人》为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那位工作人员。这段花絮后来还传到了先生的家中,父母亲非常高兴儿子能这样大方地出席这么重要的学术活动。

先生研究生毕业前后,静下心来泡了两年图书馆。充分利用哈工大拥有大量苏联专业书刊的便利条件,查阅了发电、电力系统、锅炉、汽机等相关文献,并做了详细的文摘。对苏联的《电》、《电站》两种刊物,从当前的一期一直查阅到创刊号。在图书馆度过的两个秋去春来,为先生事业的发展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一次,苏联专家组为企业作答疑,但对一些数据未能回答清楚。参加旁听的先生,很轻松地马上说出了正确数据。有些惊讶的专家们忙问:“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数据的?”先生回答:“是从你们研究所出版的书中得到的数据。”并顺便说出了书名、作者、出版社。在场也许读过相关资料的人,不只是先生。但能清晰地记忆公式和数据的,怕就只有先生这样的与数学和数据天生有缘的人了。

留校在哈工大做助教的先生,1958年在学校支持下,创办了全国发行的《动力经济学报》,并任副主编,办了两年。文革后到保定,又创办了《河北电力学院学报》,活跃了我院的学术气氛。

先生任理论电工教研室主任时,一直注重理论电工教研室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科研学术团队的形成和壮大。青年一代教师的迅速成长,给先生带来极大的喜悦。尤其是被称为电力系“四大名人”的:崔翔、苑津莎、梁贵书、刘建新四人的脱颖而出,更使先生欢欣鼓舞。称赞他们“风华正茂、德才兼备、俊彩星弛”,说他们都相当棒!

有了这样一个教学与科研的梯队,我校理论电工在国内高校的地位也提高了不少。以前大家去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是清华、哈工大、浙大和西交大的在台上宣讲,我们学校的只有在台下听的份。而现在,崔翔教授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论电工专委会主任委员,先生说起来都眉飞色舞的特别自豪。

先生在弟子们成长的过程中,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精力的。

先生很爱惜学生,珍惜每一个培养他们的机会。他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资助了王敬国、袁建生、王海亭、梁明等五位学生出国深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王敬国现在美国,袁建生现为清华电机系教授、博导。

学校那时候派研究生去美国的路费,要一万多元人民币,没人给学生出经费。先生自己去没有问题,还可以带回来稀缺的家电指标。可先生是真的舍不得啊:“我省一点,学生们就可以多出去一个。”他自己去苏联时舍不得花钱乘飞机,愣是花200元人民币坐了七天六夜的火车去了苏联。先生说起来还饶有兴致:“也好嘛!沿途看看西伯利亚的严寒,看看伏尔加河的流水,看看六七十公里没有人烟、没有房子的旷野和森林。”直到先生被邀在荣毅仁的中信公司中作了顾问,由他们公司掏钱,先生才第一次踏上去美国的路途。

不单单是舍得用科研经费培养学生,在名利和荣誉上,先生也是主张:老师不要跟学生争荣誉。先生淡泊名利、为学生的前途、事业着眼的宽广胸怀,使得我校理论电工的研究团队十分团结,其传统保留至今。

先生有个女弟子刘晓宁,35岁了。先生带着她在电科院作了个“SF6避雷器”项目研究,获得电力部科技进步奖。获奖人员可上报五人,电科院让我校报1人。大家都认为理所应当报先生,毕竟是先生带着完成的。可先生坚持:“还是报刘晓宁吧,对她有好处。”那时,1987、1988年,分配到动经学院的研究生,不能直接评为讲师,但因为刘晓宁有这个奖项,就评上了。先生到现在都为此高兴:“老师就应该替自己的徒弟考虑。”

1990年9月,先生应莫斯科动力学院和列宁格勒工学院(现名圣彼得堡工学院)的邀请,访问了这两所国际著名大学。

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先生受到学院领导的接见,详细参观了电力系的各个实验室,还在电工教研室作了学术报告。在列宁格勒工学院,先生参观了电工和电机实验室,与同行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座谈。

国内著名记者“黑马”为此撰文称:“这两所学院,一所是国际知名大学,另一所是中国北方的普通大学,地位相差很远。他们之间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真是不容易。”

那些日子在电视上,两位苏联领导人面对经济生活中遇到的极大困难,激烈辩论“经济新思维”政策。莫斯动力学院的外事工作人员向先生询问:“邵先生,您认为他们谁对谁错?”先生很智慧地回答:“我深信伟大的苏联人民,会找到自己发展的道路!”那位工作人员笑了,他伸出大拇指说:“您代表着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我们民族的看法,谢谢您!”我则夸先生:“您太有外交水准了。”

当时,苏联正面临解体,物资匮乏,甚至买面包还得排长长的队伍,但秩序井然。没有人插队,也没有人吵架。人们晚间依然穿着正装和晚礼服,去剧院欣赏芭蕾舞剧演出。演出时没有人迟到早退,没有人喧哗,显得十分文明和有教养。

先生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冬宫,欣赏了芭蕾舞剧《天鹅湖》。多年苏联文化的学习和浸润,尤其是二战中苏联人民不屈的浴血奋战,使得先生很欣赏俄罗斯民族,称他们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那些天,有空时,动力学院的教授们便开着私家车,陪同先生在广袤的森林里穿行,在城市里参观走访。先生和教授们成为了好朋友。

这样开放的文化洗礼,使得先生的视野是发散的,心胸是开阔的。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着独特的思维和做法。

先生招收研究生时,出的题目不太复杂。他主要是看其思路对不对?有没有培养前途?比如他的学生郑文新,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初中毕业后就插队了,大学课程是自学的。考研时,一些数学题没能算出来,但其解题的思路很清晰。先生克服困难录取了他。被录取读研的郑文新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读书很努力,成绩很快就上来了。硕士毕业,他接着考上了瑞典工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后获得瑞典工学院博士学位。郑文新毕业典礼戴博士帽时,瑞典国王也获得博士学位,两人正巧同台接受了博士证书,成为当时媒体的一段趣话。郑文新现在国外也发展得很好。

先生一生都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

先生刚开始搞计算机时,是外行。第一次上机用的是最古老的电子管计算机。这个大家伙有几千个电子管,若其中一个电子管损坏,整台机器就不能工作。用来解一元二次方程,要在两位教师帮助下,搞一个下午才能算出来。接着用的是电科院的晶体管计算机,要穿孔带,动作也慢,还要技术人员配合计算。那时,没人看得懂程序算法语言,问都没处去问,只能自己反复捉摸。

还是杨以涵老师拿了本《有限元素法选讲》给他:“老邵,你看看这本书。”先生就一头扎了进去,开始利用计算机来做电磁场研究。花了一年的时间,把“有限元法”程序调了出来。

先生给学生讲《有限元素法》时,只有崔翔就程序中的两个问题提出质问:“别的都听明白了,可这两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先生高兴了,真正听得懂就是崔翔了。因为那两个地方是先生“藏”有马虎眼的。于是先生兴奋地夸他:“你听懂了!”

平日里,先生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学习研究中,生活上就很随意了。先生一直是朴素和节约的,总是院里最后几位购买家电的。

一次,一位研究生到先生家中答疑。看到先生家中用的是从学校租用的简易书架、两张学生宿舍的单人床,一张双抽屉桌。唯一的一把藤椅还只剩三条好腿,另一条腿是用竹杆和铁丝捆绑住的。那同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迟疑了好一会,才诧异地问:“邵老师,这是您的家吗?”

其实,正是这样甘于清贫、甘做人梯的先生,潜心培养出了我校一代具有国内高水平的教学与科技人才。

见过喜欢数学的和有数学天赋的,但天生就有数学基因、并对数学挚爱到一生一世都无法割舍,还祈祷来生好好去中学,一定要教出几个数学天才的,怕也只有邵汉光先生了。

先生家中有许多数学书籍,如:整套的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数学物理方法、柘朴学、泛函分析等。还有解放前英文原版的数学书。有一套五大本的《代数学辞典》、《几何学辞典》……

在先生家,见到一本已经泛黄的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七月十七日版的《中等教科平面三角法》,定价大洋六角,编辑:连江陈义,发行:科学会编辑部,印刷:商务印书馆。先生说是父亲留下的。先生退休后,先生每天都要做几十道题,当作是种很享受和满足的大脑运动。有人形容“王室的贵族”,是衔着金勺子出生的,那先生就是背着圆周率来到人世间的。

先生还非常乐意做些不起眼的、没有任何报酬的事情。

1977年,海淀区教委寄来了一套《物理教材复习题》,是要提供给参加大学考试的复习资料。先生收到后,用一个星期,审查了复习资料,还全部做了遍习题。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屋子里,先生干脆放盆水擦汗。不过先生有些纳闷:“海淀区教委是怎么知道我的?”后来知道是曾在学校“支左”过的军宣队领导到海淀当了副主任,是他推荐的先生。

退休后,院子里的孩子考学。有的叫邵伯伯,有的叫邵爷爷的,来请教辅导数学和物理,先生都热情接待。义务辅导多了,先生越发觉得应该在孩子们打基础的中学时代,就好好地引导他们掌握怎样学习数学的方法。先生一再表态:下辈子,我一定要去中学教教数学,好好培养些天才孩子。

走进先生家,见家中楼上楼下到处是书橱,甚至凉台上也是。书橱的每层都摞着两排书,那种满屋溢出的书香,让人非常舒服。

先生现在又开始成天在阅读文学作品,说要恶补文学知识。已经用六年时间,在创作一本家族历史变迁的故事,是那种章回小说形式的。

先生使用的计算机是带传真、扫描打印一体机,很超前。

生在温州、长在水乡的先生,因了南国的秀丽风光,还是挺浪漫的。先生在创作的小说中这样描绘了家乡的景色:“……汉光等去码头上等候父亲乘坐的小船时,总是喜欢向西眺望。傍晚时分了,许多船只由西向东顺潮水而下,夕阳的余晖洒在江面上,秋日的晚霞映红了天际。金色的江水,一波推着一波,向东流淌着。小舟上的船帆被风吹得鼓胀着,偶尔上下飞舞的海鸟在白帆旁盘旋。此时此景正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先生又是内敛含蓄的。

1978年1月,先生受杨以涵先生委托,代表我校参加了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并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接见。那张长长的照片,如今放在楼上书橱后边,落满了灰尘。

联系采访他时,他很客气,却一次次地表示:“我没做什么,又退休多年了。你们还是写写那些值得写的老教授和优秀的老职工们吧!当我向马克思报到时,说我有个四六开,及格,就心安理得了!”他的婉拒看似绵软,却那么坚持。只好委托北京校区离退办的秦卓贤处长一次次地找他。可是,没有效果,我们都挺失望的。后来,在不同场合,听许多人谈起他,口碑都特别好。于是,本已绝望的我,还是那么不甘心地想再碰碰运气。

可能是由于9月13日上午,学校在北京校部召开了校领导与老教授们的座谈会。那个下午,电话里与秦老师又谈及这事。秦老师有点不确定地猜测:“我觉得你就直接去,邵先生不会拒绝的。”我匆忙从F座冲到D座秦老师的办公室,托秦老师的福,再次与先生联系时,先生的语气果然有所松动。

先生许是有些累了,终于说了句:“那你来吧!”还没来得及庆幸,先生话锋一转:“你具体要问什么?”这就是学者风范,他做什么事情都那么严谨、学术。他需要事先了解你的想法和意图,我赶紧随口说了一堆自己都不记得的问题。

是啊!我想在一位教了一辈子书、做了一生研究的今年83岁的老先生那里,究竟知道些什么故事呢?当我敲响先生的家门时,没想到他竟是一夜辗转未眠。只见先生拿出了回答我那堆问题的又贴又补、亲手写的提纲,还有已经打印好的片段……

看着先生手写的七大点,有的小点再细分出:ABCDEF点,还有打印的资料,先生的认真和细致,让我为叨扰了先生的睡眠很有些不安和内疚。这几天,把初稿传过去,请先生校稿。才知道他血压真的高了,搞得我十分不好意思。

与先生这样的老人接触,你会发现其实一切非常简单。

为什么选择学工?先生声音一下子提高不少:“八年抗战期间,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在我的家乡杀人放火。这种国家受欺凌之恨是无法忍受的。我们要强国,就要搞建设。”还有就是从小受家庭影响:不从政、不经商,只有读书做学问或者靠劳动生活。

为什么您说的“好吃的”,就是梨和苹果这样普通的水果?对于我们,这些就够了,它们就是很好吃的东西。

为什么您这样深爱数学?数学世界太奇妙了,吃透了里边的玄机和解析,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运用数学去解释。

先生,您尽情地享受在数学天地里的遨游吧!

您单纯、清澈的精神世界,让我们不仅得以品味渊博知识和傲骨并存的“士大夫”遗风,同时感知着人类精神层面的高贵和凝重。

崔翔眼中的邵汉光先生

崔翔教授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第一次见到邵汉光先生时,还是读大三的崔翔同学。

崔翔他们当时是学校重点培养的电工师资班学生,将来要分配到水电部各高校担任电工师资。因此,课程的广度、深度和难度都高于普通班。

先生上的课是60个学时的《电磁场提高课》。授课时,先生讲授了电磁场学科最新的知识以及数学方法,很有新意。用崔翔今天的评价是:“是上先生的课后,才开拓了我的视野、找到了差距。觉得受益很大,感触很深。以至于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电磁场。”

2013年国庆长假前夕,崔翔刚刚从上海回京。我在信箱里询问:“您几时有空?请告诉我邵汉光先生教您时的事情。”崔翔迅速答复:“这是我的又一位恩师。”

称先生为“恩师”,于崔翔是感佩于心灵深处的。

在崔翔人生转折的几大节点上,先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生的关爱、惜才和培养,是极具目光和敏锐的。当然,崔翔学业的出类拔萃和人品的优秀,值得先生如此的牵挂和用心。

崔翔考研时,总分在报考我校北京研究生部的学生中第一。但,英语不及格并低于英语录取分数线。看到其他同学已经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后,在英语不及格还拿到第一的成绩面前,崔翔当时心灰意冷,开始做留校准备了。没想到一个月后,他突然接到了北京研究生部的录取通知书。

后来得知,是因为先生对这位优秀的学生印象深刻,实在不愿放弃他。先生到处去游说:“这可是个人才啊!我们真的不能轻易错过。不要等有一天,我们都会后悔和遗憾。”研究生部的领导被他语重心长的游说打动了,他们一次次去找北京教委和招生办。最终,北京市那年据说一共只破格录取了两名研究生。

崔翔就这样有幸走入先生门下,开始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

这事大概当时在学校还挺“轰动”的。搞得崔翔到了北京研究生部报到后,几乎所有见到他的老师都和早就“串通”好了似的:“你就是崔翔啊!别的课程你就不用学了,好好学习外语吧。”

崔翔的故事,让我想到了钱钟书。钱先生当年考清华,数学也是考得一塌糊涂,可国文水平又高得不得了。钱钟书先生的年代,大学有自主录取学生的权利。而崔翔是在当代。他幸而遇到先生这样惜才到敢于一次次去争辩、抗衡,遇到一些同样惜才的校领导,遇到终于能够有勇气冲破录取体制,去尽一切可能挽留住人才的一群智者们。

崔翔是幸福的!

来到先生身边的崔翔,又被先生推荐给了张金堂先生培养,大家当时是一个课题组的。先生对崔翔说:“你去张先生那吧,他数学功底深厚,电磁理论坚实,英语一流,虽不在我名下,但我们集体指导,这样更有利于你的成长。”

先生对人才的培养,是着眼于长远的。

1982年,快放暑假的一天,先生对寒假入学的他的学生王敬国、薛静、李近溪和崔翔四人说:“送给你们每人一本电磁场英文经典名著,利用假期时间研读一遍。”

崔翔很听话,认为先生的话是不能打折扣的。酷暑时节,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做题。书中的很多题太难了,习题后面提示要参考五十年代发表在《静电》杂志上的有关论文。崔翔好歹做了专著中三分之二的习题。开学时,崔翔感觉自己要挨批了。硬着头皮拿着厚厚的一堆习题解答去找先生。先生笑了:“我也不见得都会做。但,就是要你们了解国际先进水平,开阔视野。”通读了这本著名的电磁场专著,为崔翔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功底。

崔翔也是个很执着的人,当年没有做出的题,却一直挂在脑子里。十年后,他在参考了一本1925年版的德文参考书中公式后,终于将那道题证明出来了。

因此,深受先生影响的崔翔,在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讨论中,建议要加上的一条就是:读学科名著,读最权威的学科名著。他用切身感受的体会解释:“这种经典名著的阅读和学习,对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训练,对于打牢学科基础是非常必要的。”

理科和文科,原来一直以为是相去甚远的两个不同世界。

可,我对文科学习的理解,也是大量地阅读,读经典名著。这样,你才可能在人物和故事发生的独特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感谢崔翔,他让我知道了原本知识的学习,是如此的相通。

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先生说服研究生部领导,花钱从北京邮电学院聘请知名教授,为崔翔他们4名研究生讲授《有线传输理论》。还送他们到北京邮电学院有线传输实验室,独立设计和进行实验,包括当年最前沿的光纤通信实验。针对学生特点,先生还为每名学生安排了为期一学期的电磁实验,有利用微波分光仪开展的电磁波实验,有利用导电纸的轴对称电场分布实验等。

崔翔回忆:正是通过这些环节,奠定了他们的高频电磁理论基础,了解到包括光纤在内的各种有线通信技术。既打牢了理论基础,又培养了动手能力。

先生培养学生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信任和鼓励。

当时,全国最大的沈阳变压器厂,正在研制我国首台500kV单相电力变压器。鉴于先生在电磁场数值计算方法的学术成就,厂方希望先生派人去协助研制。先生对崔翔很信任地说:“你去吧!相信你能完成。”作为刚刚完成研究生课程学习的学生,崔翔当时压力很大,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攻关,不仅圆满地完成了研究任务,也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这次参与研制的过程,不仅对崔翔今后的成长很有利,还使得他从此坚定了科学研究一定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信念。从此,也为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硕士毕业后的崔翔,一心想做名好教师。

北京研究生部当时没有本科生,崔翔就选择回到保定电力系做了助教。正常上课两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了先生的长途电话,让他第二天赶到中科院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简称401所)参加博士生考试。第二天,先生和张金堂先生也赶到了所里。

原来,是先生直接做主,将崔翔推荐给401所我国著名加速器物理专家谢羲研究员做博士研究生。

这样,1985年寒假后,崔翔成为77级最早的一批读博的学生。

崔翔博士毕业后,回到保定电力系工作,继续开展电磁场研究。这以后,先生经常乘火车到保定来指导崔翔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来时,就住在条件简单的单身楼里。先生的弟子,有的去了清华、有的去了国外。而保定的这批弟子,还都在踏踏实实地做着事情。这让先生很欣慰……

崔翔长期在教学和科研一线做出的优秀业绩,得到了公允的评价和认可。

崔翔现在是博士,教授,博导。任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长期从事电磁场理论及其应用、电磁环境与电磁兼容、先进输变电技术等学术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论电工专委会主任委员、全国高校电磁场教学与教材研究会理事长,IEEE Trans. on EMC副编辑等学术职务。

崔翔无以报答先生。

但,他用坚持不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向先生交上了一份最珍贵的回报。

想来先生晚年最大的快乐和成就感,也是看到这样精心培养的学生,正承载着先生的理想,在获得辉煌成就后,依旧负重前行,从未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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