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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记忆——纪实张贻琛

供稿单位:党委宣传部      发布时间:2013-11-05     浏览

张贻琛,河北玉田人,1926年生,教授。195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电机系,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局。1956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动力系火电厂专业,回国后任电力科学院研究院工程师。1960年参加组织筹建国内高校第一个热自专业,后调入我院,任热自教研室主任。1979年被评为副教授,1987年被评为教授, 1995年离休。曾任河北省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火电自动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自动化技术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自动化专业副组长。主持完成“20万千瓦供热单元机组协调控制系统”科研课题和发表论文,并于1986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自动化学会研讨会宣读,并获电力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完成“全程给水自动控制”研究课题、发表《对协调控制系统中几种锅炉主控前馈信号的分析》等论文,参编《热工自动控制仪表》高校教材。

纪实张贻琛先生

搞专业的人,必须熟悉现场,必须要做到生产与实践相结合。我们那时候在现场,参加总体安装、热自仪表、控制系统安装调试,这样,你才有可能站稳在讲台上。

——张贻琛

张贻琛先生,是我们动力系热自教研室主任。

一直以为对他十分熟悉。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当年,他要求教研室所有人员,在不上课和带实验的时候,一律去现场熟悉设备和系统,概莫能外。我对他强调自己是当时国内最大的60万千瓦发电厂热工自动控制出身的,属正宗“根红苗壮”的产业工人。结果,也没有开个绿灯,只好老老实实地又去了石景山、陡河发电厂,后来还去清华学习随动系统、去上海学习TF组装式电子综合控制装置。而且,当初热自教研室接收我时,那叫一个严格认真。先是笔试、后是在单回路调节系统上动手调试、最后还要面对教研室坐成一排的几位老师,现场口试回答。如今想想才明白,这不就是现在招聘时面试考核的雏形吗?

可,那是在1979年的春天。

其实,我错了,我们都错了。我们对张贻琛先生根本不能算是知道和了解,更遑论理解:

他,因为解放前夕读书时,就在天津积极投身于地下党的工作,属于离休干部;

他,是通过考试,第一批留学苏联的知识分子;

他,还受命创建了我国首个高校热自专业,是个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人。   

这个夏日里,京城气温最高的中午,太阳火辣辣地要把大地上一切生灵烤熟似的。我们在京城霍营先生的女儿家,开始了一次长长的对话。不过,多数时间,我只是在静静地聆听。听先生将他经历的那血与火的青年时代的一幕幕,全画幅似的展现在眼前……

先生的祖父是清代的末代秀才,家境也较为富裕,在窝洛沽有一趟街的商铺。父亲初中毕业后,就在铺中做了学徒,有将老账转为新账的会计能力。先生5岁时,母亲去世了。后来家中40多间房子、30亩地又都被淹了。父亲只好带着祖母和四个孩子到了唐山。

那时,物价飞涨,父亲卖了自行车,把先生送进学校。先生在学校结识了前各庄的进步同学,参加了一系列小的学生运功、助学运动。

1946年考入南开大学电机系的先生,在1948年解放前夕,积极地加入天津地下党组织,成为“民主联盟”成员,参加了不少地下党的组织活动。

早先的南开,分东院、北院。

北院,原来是日本高级军官习文练武的地方,湖光山色,校园风景很美。可恨的是抗战期间,日本人几乎把南开大学炸平,六里台的北院被炸得只剩下孤零零的一栋教学楼。南开的教师和学生只能流亡到昆明,与北大和清华联合成立了西南联大。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开教职员重新回到天津。先生就读在北院。

1946年5月,闻一多、李公博被杀害。由南京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潮风暴风起云涌、席卷了全国。5月20日,南开大学的学生,在地下党的组织下走出校园,涌上街头抗议游行,声援南方学生运动。先生作为护旗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边。面对手无寸铁的游行学生,特务们用镐柄将举旗、护旗的学生们打昏。一个个学生倒在血泊中,后边的学生毫不犹豫地冲上来,继续护卫着旗帜向前进。

先生也倒在了旗帜旁……

第二天的《大公报》、《益世报》,刊登报道了天津大学生游行和被打场面的照片。

那时,先生由于被学校陈序经校长和教务长两人信任,负责管理救济贫困学生的食堂“窝头经济膳团”。于是,先生负责在食堂外边应酬。地下党改造了里边的仓库,设立了活动暗室,时常在这里开展校内外的秘密组织活动。并利用墙外是垃圾场的便利,打通了校园对外的地下通道。除了在“窝头经济膳团”的北院参加活动,先生还被派往东院联络学生活动。

“5•20学生运动”后,不少师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军警、暗探包围了南开大学,开始大搜捕。不少进步师生,在先生的掩护下,就是从“穷棒子食堂”的秘密通道逃离了校园的封锁。

此时,先生在学校的名气大了,也有了人缘。

解放前夕,学校地下党派他和进步学生去负责接收“美国兵营”。美国兵营里有泳池、礼堂,大院子的地上全铺的是钢砖。傅作义曾经有过“不许进入市内学校”的命令,使他们可以利用合法的学生身份,保卫这里的一切能回归到人民手中。接到任务后,他们多次斗争,迅速占领了美国兵营的制高地。

美国兵营的北边,是迪化大道的警备司令部傅作义的亲信陈昌杰的司令部,南边是国民党的伤兵医院。先生他们机智地画了地形图,通过地下党设法及时送到解放军手中。

攻城的解放军,正是依据这张手绘的地图,在天津保卫战48小时之前,炸开城墙,拿下天津警备司令部,迎接了天津的解放。

滔滔不绝、底气十足地回忆着这些青年时代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先生仿佛回到了风华正茂、激扬岁月的年纪。

谁没有过青春?谁没有过激情和热血?而先生这一代人的青春,是毫不畏惧地用热血和生命,追逐着崇高和不朽的理想和信仰。从我们读过的《红岩》里,看到的许云峰、江姐和陈然,还有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那些留下照片、遗书的一个个年轻的面庞……

是这些勇于牺牲的青年,在敌人的心脏,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石。

面对国民党溃逃留下的烂摊子,刚刚解放的天津,粮食供应极为短缺。楞是靠小车推着粮食进来,解决了城市供应。

先生也很快就被派去参加了土地改革。

1951年,先生从南开毕业,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局。

工作不久,先生很快被地方推荐,参加了在北大和燕京大学举办的留苏学习考试。一起考试的20多人,只有两人通过了考试。七天后,先生与1947年选拔到东北的200多人中,再次筛选出的100多人,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批留学生,来到了莫斯科大学学习。

先生分配在动力学院电动力系火电厂专业。

先生在莫斯科电动力系学习了四年半。在那,先生担任了留学生党支部成员,认识了李鹏。第二年,先生第一个申请到苏联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低于博士)学习,导师为其选择了很有发展前途的热自专业的课程。后来陈一明局长访问苏联时,敲定了先生回国后在电科院技术改进局的自动化室工作,并由先生代理室主任。

1958年的一天,水电部冯仲云副部长召集会议,要求电科院领导率各专业室主任参加该会。

先生当时作为电科院刚刚成立的热自专业室代主任,参加了此次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当时北京电力学校及水电部相关工作人员等。冯副部长在此次工作会议上所做的指示大意是:要在北京电力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一所电力大学。并指定要求电科院协助做好专业规划、技术援助和工作指导。

会议结束后,电科院领导很快把任务分配到相关专业室。热自专业方面明确指定由先生主持前期筹备工作。先生迅速积极地着手与水电部负责管理此项工作的人员请示协调后,初步制定了热自专业规划为:1959年暑假后,先办两个热自专科班,学制一年。学生来源由北京电力学校和上海电力学校应届中专毕业生中选拔70名。另外,从1960年开始,计划每年招收热自专业本科学生班。

电科院领导研究了先生最初的专业建设规划,决定北京电力学院热自专业方面的技术援助和指导工作,全部交由先生负责专职进行,并为此专门下发了正式文件。

先生在去北京电校联系开展工作进程时,受到时任北京电力学校校长董一博先生的热情接待,并指派动力系党支部书记张建成同志直接与先生商讨和执行有关事宜。

热自专科班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选取和确定专业课程和主讲人。肩负着如此的重任,先生几乎日夜在思索着每一步的工作进展。在结合现场实际,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有关专业资料后,最终确定先开设六门课程,并认真精选了五位主讲人。

《高等数学》,由北京电力学校数学教研室副主任刘国隆先生主讲;

《俄文》,由电力建设总局专家翻译组长刘久斌先生主讲;

《热工控制系统》,由北京电力设计院热控室主任李子连先生主讲;

《自动调节原理》,由后来任电力学院热自教研室副主任的孙德立先生主讲;

《热工自动调节系统》和《热工自动调节设备》两门课程,则由先生主讲。

各门课程主讲人确定后,先生立即开始抓教材准备工作。明确要求任课教师在热自专科班开学前,让学生至少能拿到一半讲义或教材。五位任课教师,都如期甚至提前完成了此项工作。

1959年暑假后,热自专科班70名新生,被学校接到清河小营新校区报道。从此,国内高校第一个热自专业的学生们,开始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与他们一起来到学校的还有化学专科班新生70人。

当时的清河小营新校区,只有一栋还在施工阶段的一万平米的教学主楼,直到1960年才正式交工。140名新生,被安置在教学主楼的第三层。楼内还有不少尚未完工的施工项目,只能是施工和上课混杂在一起。

当时,全国形势已步入“大跃进”后期,学校建设工程进度缓慢,建筑和生活物资供应已十分紧张。学生们上课使用的主楼三层,教室四壁都是空空的。门和窗户还没有安装框架和玻璃,教室里也只有讲台和黑板。

学生入校时,正值炎热的夏季。

整个施工小区的杂草又密又高,没过人头,丛生的杂草滋生的蚊虫又大又狠,这些密集的蚊虫,像一群轰炸机似的,飞过没有遮拦的窗户,集结而来,毫无忌惮地对学生们进行一轮轮的袭扰。

更困难的是自来水管路尚未通到三层。学生洗漱和入厕,都要折腾到一层去。在建的楼梯上,施工的脚手架横七竖八地阻碍着,学生们上、下楼梯,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钻来钻去。

现在想想,最让先生遗憾的是,这个全国首创的热自专业专科班,开学时连个像样的开学典礼仪式都没有,仅仅是由先生在第一次上课前,简单地作了专业介绍报告。同时把各门任课的主讲教师和系领导张建成老师介绍给同学们。

顺利开课后,讲义及学习材料等,都及时发到了学生手中。学生们对任课的、当时都应算是名师们的教学,比较满意,学习也特别努力。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学生们反映学习收获较大,心情也很愉快。

转眼间初冬来临,为了保证冬季供暖,施工单位重点抓了暖气锅炉房的施工,使锅炉房具备了供暖的条件。但锅炉房外部,暖气管道通过的地下沟道,则无法配套完工。

无奈,为了抵御京城寒冷的冬天,保障教学主楼供暖,学校只能采取两项临时措施:一是给主楼教室安装煤炉。那种老式煤炉的烟筒,是用铁丝网包着水泥做成的,重量极重。二是铺设临时地上管路送气。

那天,先生正率领热自教研室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楼下为地面上铺设的暖气管道缠绕保温草绳。

这时,突然从主楼三层坠落下几段水泥烟筒。其中一段烟筒重重砸来,把先生的帽子砸掉,接着又一段烟筒重重地直接砸在先生的头上。先生当场昏迷,完全失去了知觉。

先生被及时送进了医院,头部长长的伤口,缝了七针。在送去医院的途中,先生的头和脸,被鲜血模糊成了一片。

苏醒后,麻药的作用已经过去。先生的头部裹着厚厚的纱布,只露着一双微微睁开的眼睛,头疼痛的不停颤抖。

那年,先生才33岁。

第一次有了知觉醒过来时,先生首先看到了守在身边的妻子王秀芝。看着醒来的先生,妻子终于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脸上也有了一丝轻松的表情。后来,先生问妻子:“我昏迷的时刻,到底来了多少人?”妻子想了半天回答:“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个人送了只鸭子来。”

直到2000年,学校开会时,先生在会场上碰到了孟昭朋老师。

这个夏日,在20层高的宽大的客厅里,先生眼光凝视着远处,用很平静的语气回忆说:“原来当年是昭朋同志,代表院领导来看望我,并带来一只鸭子的。”

40年过去了,那年月,那只鸭子,让先生温暖到今天。

苏醒初期,先生不寒而栗,敏感地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

当时我们国家开始纠正大跃进时的盲目和盲干。不少项目下马、纠左的反冒进风刮得特别猛烈。

假如先生在重伤后,不能在短期内恢复上课,那这个尚属创新阶段小嫩芽的热自专科班的新生事物,是很容易被这阵席卷的大风吹毁而下马。那么,先生规划的明年在电力学院招收热自本科班的机会,也将成为泡影。如果一旦造成这样的后果,北京电力学院以后想要再有招收热自本科的机会,就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先生对自己说:你不是被国民党的暗探也打伤过,又挺过来了吗?今天,你是被意外伤害,也是种考验,必须挺住,必须尽快重新站在讲台上。

先生还很理性地分析和认识了受重伤的情况:一是现在只是脑子外部受了重伤,很庆幸颅内伤不是特别严重;其次,先生突然发现大脑的思维能力很正常。这让先生十分欣慰:有思维能力,就有可能想出办法,走出困境。

先生明白,此时到外面找人代课,不太可能,时间来不及。而身边有可能代先生讲课的倒有一人,就是俄文课主讲教师刘久斌。

刘久斌先生,是与先生相识已久、深得先生信任的人。

早在1951年,先生还是刚到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时,相遇和结识了宿舍楼群中,能有幸同住一栋楼又住同层的苏联专家布加乔夫。布加乔夫,是莫斯科动力学院热自专业在职研究生,因准备论文答辩,住在动力学院宿舍。布加乔夫待人非常热情,他详尽地为先生介绍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热自专业方面的情况,是先生到苏联后第一位帮助很大的师长。

布加乔夫后来到中国,在电力建设总局任苏联专家。

先生回国后,找到布加乔夫,提出想跟他一起到现场去学习一段时间。布加乔夫当时非常高兴表态同意,又提出希望先生帮他做些现场翻译工作。而担任布加乔夫的专职翻译的就是刘久斌先生。

先生和刘久斌先生合作得很好,两人的进步都很显著。

就在他们一起工作学习期间,刘久斌先生因工作成绩突出,被电建总局破格提拔为专家翻译办公室组长。后经先生联系,聘请刘久斌先生任热自专科班俄文任课教师后,除了做俄文教材准备外,还热心地帮先生做了《热工自动调节系统》讲义的修正与出版工作。热自专科班开课后,刘久斌先生一直持续不断地坚持来听先生讲课。他非常用心,还随时对先生的讲课内容提出宝贵的意见和看法。

先生受伤的第二天,正在焦虑地思考如何解决当前上课问题时,刘久斌先生和孙德立老师一起,来看望先生了。

他们共同鼓励先生要挺住、要安心好好养伤。

孙德立老师告诉先生:可以把《自动调节原理》课程尽量前移,填补先生课的空缺。刘久斌先生则表示他已准备好,暂时代课完成先生的课程教授。

时间不等人,先生内心的煎熬,比头上的伤痛更难捱。

三人匆匆决定:本学期结束前一个月,把先生每周的八节课,调整为刘久斌先生上四节课、孙德立老师加开《调节原理》填充。先生的其他课程,下学期再安排。因为刘久斌先生,还要负责开设俄文课,而先生这时的任务,则是尽可能帮助刘久斌先生,顺利完成讲课任务。

刚做完这些决定,先生就陷入眩晕状态,完全不能支持了。

三位先生达成决定后的三天,按课程计划,《调节系统课》按原安排的日期,准时由刘久斌先生上课。先生和孙德立老师,也准时来到课堂。孙德立老师向学生说明了教学计划调整的决定。先生坚持坐了一会,身体完全不支,不得已退出了课堂。

好在刘久斌先生替代先生的第一次专业讲授,学生表示特别满意。

第二次刘久斌先生上课前,专门找到先生要求:“咱们一起备课,你给把把关吧!”第二次刘久斌先生上课时,先生又挣扎着,走出家门打算去听课。但路途中,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住了……

这以后,系领导和同事们,都不再同意先生去听课了。

就这样先生和刘久斌先生,一直坚持两人合作备课,直到1959年冬季学期末止,热自专科上学期后一个月的教学任务,总算在刘久斌先生和孙德立老师两位的努力下,加上先生的支撑和帮助,较为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1959年期末时,先生的身体已经大有好转。先生很有信心地估计,下学期可以康复,全力投入讲课了。

此时,另一个好消息也随之来。

1960年,全国大学要统一进行高考。北京电力学院校方,已将热自本科专业列入推荐招生专业名单。但,要参加备选审批,必须附上正式的热自专业教学计划。

早在莫斯科大学留学学习热自专业开始,到回到国内受命筹建热自专业的一步步走来的艰辛,先生想的就是期盼实现规模化培养我国电力工业自己的热工自动化控制技术人才。

眼看着理想实现的机会,就在面前。先生再也躺不住了,他对孙德立老师说:“热自教学计划,在全国高校尚是空白,我们制定完成的难度的确很大。但,我们没有权利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做主要的专业教学计划,你来辅助完成。”就这样,早期的两位热自专业的创始人,后来热自教研室的一正一副主任,全身心地投入了热自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工作。

热自本科专业教学计划,如期完成上交学校报批审核,并得到上报的批准,允许招生。

首届学生下学期的热自专科班《调节系统》课,是先生和刘久斌先生分摊了。热自专科班,教研室全体任课教师,就这样在极端紧张中结束了教学过程,如期送走了学生们。

先生和其他老师一起,完成的首届热自专科学生的教学、完成的热自本科专业的申报,几乎是一直是伴随着考验和磨难。是信念,是那种无坚不摧的信念,支撑着先生,在教学环境的极度困难下、在受伤后的艰难恢复中走到最后,实现了所有的专业规划目标。

这会的先生,多像当年那个扛着红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边的热血青年。

暑假过后,热自6001本科班学生如期入学。

先生给他们做了新生入学报告后,留下了有关教学文件,返回电科院。先生自1958年中期,到1960年后期,在北京电力学院工作历时两年半。后,调入我校。

据“校史”介绍:1958年建校初,大学本科设置了电机电器制造、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热能动力装置和电厂化学四个专业,学制五年。而到1960年,学校增加了电力系统自动化和远动化(后改为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自动化)、发电厂热过程自动化(后改为:热工测量与自动化)两个专业。电厂化学专业后来并入了武汉水利水电学院。

本来先生于1958年上半年,在上海出差时急性发作胆囊炎,做了胆囊切除和胃部切除4/5的大手术。很不幸,又因手术中输血有问题,致使伤口愈合不好。没办法,只能去小汤山疗养院长期疗养。

就是在小汤山疗养院期间,先生接受了电科院协助热自专科班和本科班的筹建办学任务,只能提前结束疗养,投入了这项工作。这期间,先生每天要吃五顿饭,偏偏遇到全国经济困难时期,给先生恢复健康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本身已是经历了两个大手术在恢复期的人,还要加上头部被砸伤的意外,先生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完成了历史使命。

可,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些在热自教研室工作过的人,竟然没有听先生讲过一次?幸好,学校有了这次抢救性的开掘历史资料的机会,不然,这些如此精彩的过往,将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太可惜了。

有关我校热自专业从筹建到报批审核通过,这部分详尽资料的来源,是先生完成于2012年11月25日的回忆。那时,先生的老伴王秀芝阿姨,已在海淀医院的病榻上昏迷了许久。

先生开始答应了采访,后因王阿姨的病情没有任何起色,先生心情一直很沉重,就又回复说:“过一段时间再谈吧!”

于是,我们再也不好意思轻易开口采访的事情。

后来,先生主动将这份资料打印后,委托离退办的秦卓贤老师,转交给了刘吉臻校长。也是热自专业出身的校长,看到这份有关热自专业起步和发展的原始资料,非常感动。

他在2012年12月26日亲笔写下自己的感触:“张贻琛教授,是我校热自专业的创始人之一,已愈80高龄。他把建校初期专业初创的过程记叙下来,实属难能可贵,也弥足珍贵。

由此我想到,一个大学的文化中应包括在这里所发生的活生生的人和事情,也就是历史。在学校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有许多生动的事件发生,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批批老同志已退休,甚至年事已高。无论领导、教师、干部,还是普通职工,他们心中都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平凡与不平凡的事迹。把这些内容收集起来,加工、整理,一定会有难以预想的效果和十分宝贵的价值。”

挺遗憾的,采访先生时,忘了请先生看看校长对他回忆的感慨。

完成了专业初创阶段后的先生,在高井电厂、杨树浦电厂都参加了机组设备安装工作,尤其是一些苏联的设备,关键步骤还要保密,先生的留学经历充分发挥了作用。一次先生发现了加热器安装的问题,这些是从苏联进口的很贵的设备。可当时,43米的过热器插管已经就位,起吊设备也已经拆了,拿下来都很困难,太大的工作量。可先生坚持一定要排除故障,最终保证了机组一次启动成功。

当年,先生在唐山陡河电厂,带刘吉臻校长他们那届学生实习时,也因为与电厂关系较为融洽,在地震发生后,厂里第一个派车,把咱们的学生送了回来。

如今的先生,很瘦,瘦得都有些脱形了。但精神状态还好。尤其是在王阿姨走后,先生在小女儿家安置了床铺,在保姆的照料下,生活得还算可以。两个女儿经常在他的身边,儿子也常常回来看他。可惜,家里过去的照片,都在保定家里的地下室,没有人再回去了,也就没有人能够去翻阅一下老照片,一起走回这个家曾经欢聚的年代了。

先生当年还是很讲究生活质量的。

他去上海检查订购设备的进展情况时,专门要求去淮海路老字号老大昌买了大蛋糕,拎上飞机带回家。吃西餐,是特意去了红房子,要的牛排和罗宋汤。

学校55岁生日了。仔细地读完先生的回忆,才体会到我们对刚刚逝去的并不久远的历史,是那么的模糊和陌生。可惜,我们没能早些去听听老先生们的回忆。

先生的老伴王秀芝阿姨,也是创建电力学院时的元老了。据说,当年学校迁到岳城水库后,院办要求她和雷柏青她们在三天内,建一所全日托的幼儿园,解决老师们的后顾之忧。这些阿姨们,拿出了共产党员的精神,如期完成了此项艰巨的任务。

在保定时,我们见到的王阿姨,总是微笑着。王阿姨皮肤很白,五官也很端正,是那种透着大家闺秀气质的女人。什么时候,在院子里看见她,总是会很关切地询问你的生活、工作,让人觉得很温暖。能看出年轻时的王阿姨,一定是个很美丽的女人。

先生很坚强。在王阿姨走后没多久,就接受了采访。

先生这一代人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成为历史。

这一个个故事,让学校的昨天厚重和坚韧,续写着今天校园历史的人们,将会怎样坚守和传承创业时的那份华电精神,也许是每一个校庆时,我们该去共同探讨和思索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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