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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记忆——写真贺仁睦

发布时间:2013-11-15     浏览

贺仁睦,汉族,1944年生于重庆,湖南宁乡人,中共党员,教授。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发电专业,1978年考入我校电力系硕士,1979年与王加璇、曾闻问、俞有瑛四人在上海进修英语,后到北京学习法语,1980年到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攻读博士学位,1984年12月获博士学位,1985年回国后一直在我校任教,1987 年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被评为教授, 1993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并获国务院专家津贴。教学效果卓著:教学很受学生欢迎,每次开课都有很多学生旁听。学生在学校BBS上发帖子说,不听贺老师的课是一大损失。在国内很多有意义的概念和研究方向,都是她首先提出的。如:共振型低频振荡,PMU装置和系统,如今已在全国普及。负荷建模研究在学科顶级杂志IEEE Trans. On Power System 上发表多篇文章,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写真贺仁睦先生

人最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我觉得自己很适合当老师。无论干什么,都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教书育人更是如此用心去教,用心来做事。因为,人的一生或是平庸无味的,或是绚烂多彩的,无论如何它就在你的面前。勇敢地在人生道路上搏击吧,创造自己的多彩人生!

 ——贺仁睦

2008年建校50周年时,学校正式出版了《华北电力大学校史》。在“附录三”中介绍了5位院士和25位资深教授。

我院最早的5位博士生导师中杨奇逊先生、杨以涵先生、宋之平先生都榜上有名。另外两位则可能因为太年轻,不够“资深”,没能上榜。他们就是电力系的贺仁睦先生和崔翔先生。今年是建校55周年,贺仁睦先生刚刚退休。于是就够格资深了。

一直以为,保定人民比北京人民幸福指数要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我们可以在春夏秋冬的轮回中,每天都睡睡午觉。睡了午觉的人,下午上班时精神气爽,走起路来都气昂昂的。

可,贺仁睦先生不,退休了也不享受午觉。与她约时间,那个痛快:“你随便,反正我不睡午觉,9月20号前我都有空。”于是,为节省时间,我直接从回龙观赶到小营吃了中饭,联系找她。她没有半点不爽:“行,你来吧!”看看时间,我有些后悔,才中午12点半。

那天采访结束,走出先生家时,我们两人才都发现,在她侃侃而谈的几个小时里,她是饿着肚子的,我也是一口水没喝。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觉得有问题。直到几天后,我们再次在3号楼门口巧遇时,才都很不好意思地相互为此道歉。

1961年,朝气蓬勃、十分自信地走进了清华园的先生,在那个让人骄傲的圈子中,依然各科成绩优秀,以全系第一的成绩赢得了老师们的喜爱和同学们的尊重。却很悲哀的在1968年时,专业课都没有学完、也没有做毕业设计,就前途渺茫地“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厂……”毕业分配来到张家口地区阳原县农具修配厂。在这个不到一百人的工厂里,作为“臭老九”的资产阶级苗子,先生当了整整10年工人、技术员。在离开学校时,原本心高气傲的先生从无望到绝望,恨不得把所有的书都扔了。幸好在那,这个在偌大的清华园里,一个人都没看上眼的先生,终于发现了同为清华同学的另一个人的善良,并被其深深地打动。正是这个人从先生丢弃的书堆中抢救回了几本书和高等数学笔记本。这个人,后来成为先生一辈子相依相知的丈夫。

不过,这个从不服输的要强的女人,在那种环境下,也没有一味沉沦。在那的短短一个月时间,她就成了小农具厂的第一把“卡钳”。凭着大学时期的扎实基础,她和几个同学,从画图纸到组装零件,把这个不知名的小厂,发展成了一个拥有800多名员工的柴机厂。

当然,当国家的命运转折时,先生敏锐地抓住了机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我校电力系研究生。不到半年时间,又考上了出国留学。今天,她还清晰地记得当她考取了出国,准备从阳原到瑞士去时,杨以涵教授对这个什么都见过的学生的祝贺词是:“祝你一步登天了。”

登了天的先生,依然保留了在清华时的傲气十足。

在清华,先生永远是各科学习成绩让所有的任课教师骄傲的学生。先生学什么都非常轻松,学什么都觉得很简单。考研时,数学82分,数学和专业课都是名列第一。先生说是刘国隆老师出的数学题,每个题都有个小弯,很容易把人绕进去。那年考不及格的不少,大家都说数学特别难。先生念书时很认真,考试时基本就不用再复习了。该游泳就游泳,该参加校园活动也什么都参加,没有耽误过玩。

临出国前,杨以涵教授说这也不能还没见过计算机就出去啊?这样,带着她来到河北省电力局。用TQ16计算机算电力系统潮流,穿孔纸带作为输入,输出是电传打字机。当把程序和数据输入后,电传打字机打出来的内容谁也不认识。在石家庄待了一个礼拜,一道题也没有算出来。

先生在瑞士洛桑理工学院学习的五年间,被评价为基础很好,尤其是数学好是大家公认的。

其次,从教授到同学,都认为先生学习很拼命。几乎每天都是从早到晚,碰到什么学什么。先生压力大极了,国内的家里就丈夫一人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她太渴望早日学成回国。

临到该毕业时,先生的瑞士导师,刚刚升任教授,对先生的论文题目不熟悉,交上去的论文草稿既不说“Yes!”也不说“No!”,只是很热心地帮助她找工作。先生在赫尔辛基国际会议期间找到了苏黎世高工(ETHZ)的Glavitzch教授,他是IEEE的副主席,享有很高的威望。把博士论文草稿交给他,一个月后,教授来到洛桑与先生讨论了她的博士论文,指出红线很好,有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后,他告诉先生的教授:给先生40分钟讲述时间,然后提问题。主席先生提了两个小时的问题,之后站起来与先生握手说“祝贺你!”这之后。先生自己的教授才开始组织答辩。在先生的努力下她终于按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活跃在校园里两年多的先生,觉得不应再花国家的钱了,应该向学校申请奖学金。先生就自己去找学校的秘书长:“我各项花费多了,很需要钱。而且我干了那么多活,也该拿钱了。”秘书长回答:“你打个报告吧!”五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同办公室的瑞士同事帮她起草了报告,很快就拿到了几千瑞士法郎奖学金。

先生总结说,在瑞士学习的五年是非常难的五年,也是最痛快的五年。在那里懂得了“民主”的含义。瑞士23个州,都可立法。动不动就全民公决,绝对的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公决,就没有人再议论什么了?

先生在那是个来自贫穷落后国家的,又是个女人。开始是经常被人瞧不起的。

一次,先生在工作中,发现买来的一个程序有错误,随手就修改了。谁想到那个负责的瑞士工程师不干了,来找她“打架”,“谁让你改了?”先生火了:“我证明给你看这程序确实是错了,我改对了。”那位工程师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静静地看着先生说,“以后,你可以随便改了。”后来,他主动找到先生的教授“抗议”:“仁睦和我们一起干活,她为什么不拿钱?”

一个女人,在长达五年是时间里,远离了祖国和亲人,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实现了奋斗目标,拿到博士学位,是太不容易了。

一次,女儿在信中喊:“妈妈,快回来吧!爸爸每天吐。”先生急得要命,写信回去问。丈夫轻松地回答:“没事,你就在那好好学习吧!别担心家里。”

谈到这个话题,先生的语速和语气终于不那么急促和激昂了。她很柔柔地说了句:“不是他,不是大学同学,谁能这样坚持五年支持我学习啊?”

这个走到哪里都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女人,通过教授们参加的秘密答辩,很顺利地毕业,成为第一个拿到瑞士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这是学校相当不错的一个样本。中国大使馆也如同过节般的热闹,大使和夫人参加了200多人出席的公开答辩,并带来大量酒和食品,举办了热闹的招待会,祝贺先生的成功。

先生旺盛的精力、强烈的爱国心,使她在朋友圈中拥有了驻洛桑联邦高等理工学院的“中国大使”雅号。她担任了留学生组长,除了在校内举办活动,在国庆35周年时,还策划举办了几百人参加的大型晚会。先生与许多出国读书的学子一样的概叹:出国后才更强烈地感到,祖国强大了,你才能好。

先生回国前的18天时间里,瑞士友人是排着队的安排中餐、晚餐,在家里盛情邀请先生赴宴。后来,实在安排不开,就几家合伙一起请。

一次,大家吃完饭后,最后很轻松地吃甜食和冰激凌时,聊天聊到了很敏感的话题:原子弹和狗肉。先生的法语已经纯熟到能够正常思维、对答如流了的水平。可是,先生没有轻易参加讨论,只是静静地听着人家怎么说?在场的一位苏黎世高工教授,和先生打过不少交道了,他到中国的西交大访问过。他谈了对原子弹的看法是:“好得很啊,不然日本人怎么会投降呢?”他恨透了这些战争罪犯。

转而,他对一直在沉默的先生说:“仁睦,说说你的看法?我们想听听。”先生很冷静地回答:“我不否认,原子弹在结束二战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平民。核辐射伤害了太多的无辜的人,您说‘原子弹好得很’,把自己放在这些无辜受害者的对立面上,合适吗?”

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总是中庸得不会轻易对重大政治问题和国际事件表态。可,当他们听到了先生这样的不失礼貌、又观点明确的回答,不得不佩服这个来自中国的女人。同时,从先生身上,他们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文化。

于是,这位教授在又一次即将启程到中国讲学时,找到先生,很认真谦虚地求教:“请告诉我,我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什么?”先生很热情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你尽量不要讨论政治问题。”

当这位教授从中国回去后,提出中国人在挤公交车时对自己的同胞很不友好。先生解释说:“中国人也不是如您所看见的那样不文明、不友好。是因为中国的夫妇大都是双职工,每天有一堆的家务活要干。上班又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去挤公交。这班车上不去,就有可能迟到。下一趟车来不来?什么时间来?都不知道。大家只好拼命去挤。”

教授人聪明,让先生把他去西安讲学的开场白从法语翻译成中文,并一遍遍地跟着先生事先录好的中文学习。来到中国的教授,开场白一开口讲的是中文,出乎现场的听众的意料,立刻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1992年,先生再次来到她所熟悉的这个宁静的国度。在日内瓦工作了3个月后,来到洛桑电业局。

当年曾和先生“吵过架”的助教,拿不到博士,助教就到头了,只好离开学校。自己开发了电力系统软件,卖给电业局。使用时出现问题。同事很傲气,看不上控制中心负责人的学历:“不可能有问题!”但电业局控制中心的头,尽管是中专毕业,可现场经验丰富、人很能干,也是很傲气的人。两人互相不服气,事就一直这么僵在那。连带了当年批文买软件的电业局的头也很难堪。

先生的教授本来不同意她去那里“蹚”这个浑水。先生心软,看到分别了7年的那位同事,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又急需打开软件在电业局市场的局面。先生很同情自己的同事,自己也编过类似程序,以为不是什么难问题,分析了同事的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先生去现场找数据,先检验核心程序对不对?一算发现有些小问题。给做软件的同事打电话,回答是“不可能!”在先生具体指出问题出在PV节点上后,同事才查了查问题。还真查出了几个小问题后,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的误差不超过5%。

先生还建议自己的领导:“别做那么多图形界面,否则只能给自己找数据输入的麻烦,对计算毫无用处。”结果 ,软件应用的还真不错。成为成功案例。

接着又面临电价问题。洛桑电业局向上一级电业局买电,从11万伏买得贵、从22万伏买得便宜。一进一出,差价就很大了。以前上级电业局——瑞士西部电业局总说从22万伏买电不安全,不同意洛桑电业局从22万伏买电。这次先生用调试好的软件计算了各种运行方式,并说服了上级电业局派来的工程师,从22万伏变电站买电是安全的。最终上级电业局同意:“你们还是从11万伏买,按22万伏计价。”

洛桑电业局的领导也特别高兴。软件没问题了,买电又节约了好多钱。那头儿激动地拍着先生的肩头夸:“贺,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电业局专门召开了全局中层干部会议,让先生给大家讲解软件作为表彰。原先不看好先生的顶头上司也表态:“仁睦干得很好,我带她在瑞士转转。”先生开发软件的同事,也因此得到了软件维护费用。真是一剑三雕。

还有一件值得先生开心的事。她研究的负荷建模科研项目经过20年研究,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2003年开始,东北电网连续两年在50万伏骨架电网上进行了两次人工三相短路试验。先生终于可以用试验数据来验证自己的科研成果的正确和有效。理论和实测数据的验证结果在IEEE Trans. On Power System发表了,得到国内和国际的认可。

先生很反感还没做什么东西,没怎么研究,就出书、写文章哗众取宠的举动。认为认认真真做事情很重要。先生说自己的文章很少,只能是有了“真货”才发表。

那年评博导,浙大的校长韩祯祥先生任评审组组长。

杨以涵先生问她:“仁睦,人家都来找我,你为什么不找?”先生还是那副清高到骨子里的傲劲:“为什么要找?这是副担子。”开始评审材料时,韩祯祥先生认为先生的文章不多,不同意先生任博导。后一听介绍,了解到先生干得都很有水平、非常前沿,当场就明确表态:“贺仁睦没有问题。”

先生认为,当博导就要拥有很多的想法。要特别聪明的全是想法和问题才行。先生一再强调:“学习,是从问题开始的。”

先生自嘲:“我的本事就是挑毛病。”

先生的身体一直非常好,精力也特别旺盛。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谈话,先生始终是很快的速度。我这人属于“土馒头”级别,比“土包子”还差点馅,用不惯现代手段的“录音笔”。一直喜欢带一堆铅笔,现场记录。

采访先生,是我最累的一次记录。本来没睡午觉,就够痛苦的了。

先生又一直高速运转地大量地将我很不熟悉的专业信息,如同八月十五时钱塘江奔涌的潮水般袭来。我只好不时地往眼睛和额头上拼命涂抹风油精,来提高注意力。

先生,一如她在瑞士被授予博士学位时灿烂的笑容,一直在微笑、大笑、开心地笑着,快人快语地回忆着那些或轻松或紧张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经历。

先生当年回国时,她的评语上有句话是:“该同志适合做外事工作。”那时,国家科委合作局、电力部、电科院和规划院都要她。银行还答应分给她四室的房子。先生以为,银行不是自己的专业,还是要搞专业。去研究院所自己搞的“负荷建模”找不来饭吃。而在高校与领导关系松散,最适合自己。清华,能人太多,都扎了堆了……

到现在,先生也是一口一个:“我很感谢杨以涵先生的知遇之恩。”在路过保定的几天里,先生是吃住在杨以涵先生家。去火车站杨老师让她骑车赶公交车,自己在后面跑。

她太希望全家人赶紧安定下来了。学校答应把先生的丈夫先借调到北京,孩子们也一起落了下来,还在筒子楼分了房子。尽管“海归”没加一分,在先生这根本“无所谓”。她太看重实质的东西,既然全家人能团聚了,其他的一切都“没事”。

后来分小营三号楼,博导与校长们排在一起,她也心安理得的。

先生很有意思,就是男人这样,也属于爽快得有点少见了。她很有表情地一撇嘴:“得奖,那叫扯。干出东西来,才是真的。”

回到学校的先生,一天早中晚三个单元的加班。经常是实验做得太晚了,楼门都锁了,只能从女厕所的窗户跳出来。

做故障录波器时,测距程序用高级语言编很简单,但不能固化到ROM上。到航天院502所去做,固化一次费用很高。先生又开始琢磨能不能解决固化,自己弄?一点不懂计算机高级语言的先生,买书、找书,琢磨。那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先生脑子里全是固化,两个星期后就成功了。

先生开发的电力系统负荷动态模型参数识别、人工神经网络在非线性负荷分析中的应用,对电力系统现代化运行具有实用价值。电网,电站微机监控与故障分析研究,对电网,电站微机监控与运行具有运行价值。先生参与完成的福州地区电网故障信息通讯系统,成功地实现了电力系统故障动态记寻装置的联网,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先生研究的电力负荷特性建模的理论和方法,于1995年时与河北调度通讯局合作,在沧州于庄电站安装了负荷特性测辨装置。1996年与华中电管局合作研究了具有友好人机面的负荷参数辨识软件包。先生攻关的数字动态模拟(并行的计算方法)的实现,运用于电力系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先生很钦佩杨以涵先生。说杨以涵先生没什么私心,总是为别人着想,很赏识优秀人才。杨先生有句名言叫:“布袋子里藏不住真锥子。”

先生与崔翔教授也是惺惺相惜。都那么聪明的两个人,先生认为:“崔翔非常好!办事出于公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先生也很直白:“我们之间当然有不同意见了。但是,两个优秀的人,是可以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我们相互很尊重。”

一所大学,真正能够盛名远扬,靠的应该是1931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对教师的重视,一是招揽名师,二是充分发挥现有教师的作用,尊重教师的意见。在学术和学校管理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让教师都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能拥有这样一群相互欣赏、彼此尊重的优秀的智者们,真的是我们学校的自豪和宝贵的财富!

贺仁睦先生的家

贺仁睦先生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非常感慨:“这是我们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啊!”

先生的父亲,考取清朝末期公派留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他在家从不说日语,也不说日本人一句好话。先生的父亲在日本成为同盟会成员,那代人痛恨清朝政府的软弱和丧权辱国,立志要“反清复明”。

后来先生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三星上将,任蒋公侍从室主任。后因与蒋公政见不和,先生的父亲被贬到重庆市长的位置上。重庆谈判时,毛主席还到过先生家中。

先生的母亲,出身在宁波的商人家庭。母亲心地善良,选择了在上海护校读书,毕业后到南京医院做了护士。母亲不仅人年轻、漂亮,而且口才很好,穿什么都很有气质,很会交际。

先生的父亲任甘肃省主席时,同乡谢觉哉经常来造访。在谢觉哉的影响下,他开始同情红军。“七七事变”后,当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通电全国的“省主席夫人”拥戴抗日时,只有先生的母亲一人站出来响应。母亲对共产党很有好感,一直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抗战胜利后,父亲选择在上海作了寓公,因为他的学生汤恩伯时任上海警备司令。母亲在上海的日子里,一直很活跃,从没有放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最终是组织上派人劝说她保持现在的公开身份,一样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直到1959年,母亲是经刘少奇主席亲自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手握重权时,师长以上的官衔可以直接任命。但,家里却没有什么存款。还是母亲的堂哥,先生在宁波的舅舅帮助他们家在上海买的房子。所以,先生从小耳濡目染,坚定了一生是要干点事情的,要守住良知和善良的底线。

先生小时候,在这样的家庭成长,什么好生活都过过了。

在大上海生活多年的母亲,解放后又从事了多年的外事工作。经常因公干出国置装,光旗袍就有100多件各种款式的。先生后来出国去瑞士留学时,国家发的500元置装费,买了件大衣、几件衬衣,钱就没了。先生只好选了几件母亲的旗袍带到国外,受到赞赏。回国后,在北京出席瑞士商会正式活动庆典时,一件蓝色的旗袍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叹和欣赏。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曾经描绘过这类“上流社会”的酒会。

女人们的服装,是酒会上的一大热点。如同今天的影视明星们,争奇斗艳地穿着各款盛装礼服,走过红地毯的轰动效应。但,他将自己最为珍视的黑色晚礼服,给了从楼梯上款款走下的安娜?卡拉尼娜。据说,那是当年,美丽的普希金夫人给托翁留下的深刻印象。

现在的先生,依然是个很具魅力、生活得很精致的女人。就是在家里,也戴着银色的项链。更何况出席那样庄重的场合,要尽显东方知性女人的风采。

说句跑题的话。看着现在的彭丽媛不再大红大绿的着装,而用白色、蓝色的高贵和大气,搭配些亮色的点缀。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展现着泱泱文明大国的时代风姿,让人十分赏心悦目。

不过,先生的母亲对孩子们一点也不娇惯。小的孩子,要穿大孩子剩下的旧衣服。平时假期里,孩子们是要参加家务劳动的。母亲对家里的保姆和勤杂人员都很平等,为孩子们的成长打下良好基础。先生在清华读书时,拿全额奖学金的同学每月发19.5元,母亲给先生的生活费也就20元。一般情况下,家里是不多给钱了。可先生要参加军乐队,买个黑管要几十块钱,那就马上买。

先生在清华军乐团时,什么背景也没有的同学胡锦涛,是最后一任文艺社团团长,还兼任舞蹈队支部书记。清华副校长刘冰被贬甘肃时,胡锦涛分到刘家峡。后他调到甘肃省团委工作时,被省委书记宋平赏识,一步步走向政坛高峰。

先生的父亲,后来在香港起义,解放后带着全家定居北京。父亲出任政协地方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定为行政七级。母亲在红十字会任秘书长。

在河北省最贫困的张家口南部,童年时在重庆、上海过着优越生活的先生,无奈地吃了十年的小米、高粱磨成面的窝窝头。后当先生在瑞士享受着世界上最富有的生活时,她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多彩人生。

先生的兄弟姐妹6人,出国留学的4人,都先后回到国内效力。

先生的丈夫,依然工作着。两个女儿都在国内读完大学出去,大女儿定居瑞典,小女儿留学回国在北京工作。

先生喜欢旅游。今年5、6月去了意大利、奥地利、苏黎世。还去过匈牙利、英国、法国、美国、希腊、加拿大。9月又在河南转到月底才回京。身体棒棒的先生,说话音质很好听。

先生的新家装修时,全是自己设计的。那儿需要拓宽、那里要装什么样的吊柜,连家具的设计也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屋内还悬挂着一串串小彩灯,营造出欢快轻松的气氛。

先生现在推辞了一切学术评审活动:“你自己不干了,不知道这个专业的发展了,还有什么权利再去评价人家?”

先生也很享受退休生活。每天去小女儿家看看,还拉着专用买菜的包包,顺便带点蔬菜和水果回来。先生家在13层,那层的几家人家都将心爱的各种花卉,共同养在长长的走廊上,看上去像是个小型的植物花卉展览。想来每天走在这样绿色的长廊上,心情会非常愉悦。

如今洒脱、轻松生活的先生,让我看到了一个曾经在事业上那么辉煌的女人,放下事业后,做做家务,看看世界,享受人生时,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选择和视野。

这,就是贺仁睦先生!

一个永远站在岁月潮流上,超凡脱俗,潇洒、坦荡地活出真实自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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